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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書是一種“遇見”。打開書本的剎那，就開啟了一扇去往不同時空的大門，碰見各種各樣的人，聽說形形、的事，接觸不同年代留下來的思想精華。而選擇怎樣的“遇見”，讀書人理應有屬于自己的主動權。 蘇東坡說得好：“書富如入海，百貨皆有。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盡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爾。”那么，什么才是“所欲求者”？我想，除了要選擇那些契合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功課長進的書籍外，關鍵一定要按優中選優、精中選精的原則，去選讀那些經受過時間和一代又一代讀者淘洗的經典。須知，讀一本經典抵得上讀幾十本、上百本普通之書。而對于那些平庸的書籍，我們還是少讀或者不讀為妙。那樣的“遇見”，只是重復，只會無端損耗你去選擇讀一本經典的時間和精力，因此太不值得。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，讀書當然也是“遇見”的人和事越多越好，讀書面越廣越好。讀報看到一個材料：在當年的西南、，許多教授在讀書方面都是學貫中西，打通文理。因此，吳宓、陳岱孫、金岳霖、賀麟等能用、話語、、文化嫻熟詮釋西學；馮至講《浮士德》時，可以用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來詮釋《浮士德》“一個越來越高尚越純潔的努力，直到死亡”的主題。一些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教授，也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學識。物理學教授王竹溪編寫《新部首大字典》，在語言學界頗有影響；化學系教授黃子卿工于書法，熱愛舊體詩，時常與文學教授游國恩探討詩歌；年輕的數學家華羅庚則對散曲充滿熱愛…… 讀書的“遇見”，又并非不動腦筋地匆匆而過，而是一種主觀能動的行為。換言之，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，要“運用腦髓，放出眼光”，善于從無疑處讀出有疑。誠如孟子所云，“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”據說，梁啟超先生對于所讀之書是不愿輕易相信的。他作《王荊公》，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，不僅反復研讀王臨川全集，還參閱宋人文集筆記凡數十種。所以，當與《宋史》互相參證時，他始發現其中的一些以訛傳訛抑或故意詆毀、污蔑的謬誤，然后，他“一一詳辯之”，以還原歷史真相。這種實事求是的“遇見”方式，不僅是對歷史負責，也是對自己的治學態度負責。 從書本中來，到生活中去，則是一種以“遇見”疊加“遇見”而解疑釋惑的有效方法。延伸或者跳出書本的平面“遇見”，而到現實的自然與社會中去作立體的“遇見”，其效果或許會更精彩，更生動。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教授，就對讀書與旅行之間的關系有著獨到的理解。他說：“我是搞歷史地理的，旅行有時會帶來契機，長期解不開的謎解開了。我曾和鳳凰衛視拍過‘告別三峽’的紀錄片，就看到當地一個鹽場，鹵水直接從山里、來，這種鹵水看著普通，其實咸得不得了，直接放在鍋里煮就成了鹽。這里的鹽場一直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在用，后來才停掉。我研究移民史，巴人曾遷到這里煮鹵產鹽，巴人為什么一度很強勢，地盤能擴展那么大？他們控制著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”原本，葛劍雄教授在讀書中無法解開的疑竇，想不到因為一次拍紀錄片的“遇見”，終于茅塞頓開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在現實自然與社會中的立體“遇見”，無疑是對書本知識一種必不可少的重要補充和佐證。 想起楊絳先生說過：“讀書好比串門兒——隱身的串門兒。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，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見，也不怕攪擾主人。翻開書面就闖進大門，翻過幾頁就登堂入室，而且可以經常去，時刻去，如果不得要領，還可以不辭而別或者另請高明，和他對質。”這無疑是對“讀書是一種遇見”最生動的詮釋。而一個會“串門”、常“遇見”的讀書人，更讓“讀書是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”成為可能，水到渠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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